文／胡清雅
「我以前都不知道她們是這麼棒的人。就算以前都各自做生意，現在一起抗爭，像是這個咖啡太太、那個撞球場小姐…，感謝有這機會讓我重新認識她們。真的，跟人相遇這回事，最感謝的就是，我不只是我，還發現了『我們』。超大豬排太太、咖啡太太、柏青餐廳大哥…，我鄰居們原來都這麼帥啊。」
這是首爾龍山區居民盧漢那在訪問中的一段話。她是撞球場的老闆娘，是龍山區四洞的居民，是南韓2006年New Town都市更新計畫的受害者，是被排除於都更協商過程的無權租戶，也是龍山慘案之後，與另外22名女性於南一堂樓下，共同守護龍山慘案5名犧牲者靈堂的抗爭者。
2009年1月20日龍山區南一堂瞭望台抗爭現場意外引發大火，5位居民與1位警察命喪火舌。那個清晨，鮮紅火焰捲著黑雲般濃煙劃開首爾的天空，這景幕針螫了南韓市民社會的神經。當社會各團體如火如荼地掀起聲援波瀾與支援行動，就在南一堂的街角，一群龍山區中年女性居民搭起了5位罹難者的靈堂，她們展開無限期靜坐抗爭，要求政府為意外負責、正式道歉、並提供足夠維持龍山區小本經營租戶們繼續謀生的合理賠償，否則，這5位罹難者無法安心下葬。這場守靈，持續了371天。
的確，龍山大火燒出太多都市再開發、都市更新計畫的內部矛盾：親地主與財團的再開發施作程序、都更後區域大幅飆漲的房價、完全不夠拆遷戶維生的形式性補償、被剝奪的人民居住權、被閒置的居民就業權等，都更是對無地原居民的排除構造，更隱埋了中產階級都市購屋置家夢碎、創造了全民租客化；當房價狂飆物價攀高唯獨薪水沒漲，看似打造如夢般城市願景的都市更新，事實上掃除了每一個在城市中奮鬥生活的老百姓，以為房地產炒作資本流動鋪磚開路。南韓李明博新自由主義＋新保守主義政權，一方面以「獎勵民間投資」為名外包都更方案，嘉惠大至財閥小至各級營建工程的本土資產階級，另一面又以警察作為打手，對迫遷戶的人民抗爭進行極端封鎖、鎮壓與輿論抹黑。於是，這些雜貨店、酒攤、壁紙店與餐廳老闆、攤販等小市民、小租客，就這樣被赤裸曝曬在三星財閥、各級建商與黑道的共犯結構之下，還同時承受著警察與司法的體制性暴力與輿論壓迫。
小租客對上三星集團、60多歲老奶奶對上警察盾牌、手無寸鐵的壁紙店老闆娘對上黑道；我在南一堂的故事裡沒看到「弱勢者」的眼淚，卻有兩個場景總是揮之不去。其一，是龍山居民咸正艾手拿一疊傳單，隻身在公車站來回走動，將傳單一張張地發給等車行人，公車停靠時，她還不忘上前遞一張給司機；那些傳單上寫著「人們還在這裡生活」。另一場景，是鄭情順、咸正艾、韓明進三位居民坐在地鐵上談笑，經導演詢問，這幾位年過半百的婦女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打開外套、露出裡頭的龍山迫遷戶抗爭背心，她們說：「我沒法不穿它，原本該把它脫下來的。」而此刻，這三位正乘著地鐵，前往地方法庭聆聽被捕同伴們的初審。
這裡的人兒沒有悲情。沈重、堅定卻開朗的姿態如此可愛，卻意外令人觸動。
令人感觸的還有好多好多：這些婦女們說自己是戰士、稱呼彼此同志，她們不說自己是弱勢者；她們在南一堂裡分工煮飯、照顧彼此，儘管口角爭執不斷；她們說自己睡覺時仍身穿抗爭背心、不捨得脫下，一旁的人邊笑她卻邊露出自己也穿在衣服裡頭的同件背心；她們在抗爭現場繞行，在路口街頭唱著運動歌曲邊帶著像是體操的動作，無視於警察的驅趕威脅在臨。面對社會四起的支援，她們自己做導覽，向外界講述在龍山發生的事；她們一起走到法院前拉起自己的抗爭線，親自拿起麥克風，用她們的語言悼念死者、爭取希望。她們也如許多市民一樣曾經期待政客承諾，卻也在接觸選舉政治後自己打破了幻象；她們經驗了政府用補償金差異造成的運動分化，卻集體要求跟街頭攤販者領取同額補償、克服了分化。她們的其中之一說：「過去11個月比59年的生命創造了更多的故事。」
每次看南韓紀錄片，我都很驚訝，一方面感受到南韓與台灣兩地的壓迫結構、以及圍繞壓迫結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是如此相似，但另一方面，兩地的抗爭場景竟是如此不同：紀錄片裡，這些站在鏡頭前講話、在街頭帶唱帶動作、在抗爭現場主持發言、靜坐示威、與警察直接衝突的，都不是什麼經驗豐富的運動健將、XX組織幹部、學生或是學者專家。這些抗爭者，就是巷口雜貨店老闆娘、賣場收銀員、學校清潔工、也或者就是樓下鄰居媽媽甚或是婆婆、更可能就是你的母親。這些人們，在台灣運動語境中被慣常理解、標籤為與「菁英論述」相對的「弱勢者」，但在南韓的經驗中，他們從來不是沒能力吸收知識、發展論述、提出運動策略與政治判斷的弱勢。即便外部運動團體與活動家提供一場運動初始的組織條件、帶入相關論述，在各種層次上支援運動的發展，但運動的主體始終是這些人們。在每個過程中，是他們自己選擇願意親近合作的團體、學習組織方式、判斷如何合作與連結社會力量、評量與政黨政治的關係、調整運動的策略並承擔後果。是這些人們成為了自己的組織者、彼此的組織者，並在抗爭實踐中感召了更多的人，擴大了運動的基層組織，也為下一場運動提供了啟動的條件。他們就是自己的發言人，這當中沒有被代言的空間。
南一堂的故事，就是這群中年女性們的故事。在這故事裡，她們不再是沒有面容的小老百姓。經驗了抗爭，她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了「我」、並開始與其他人重新相遇，重新產生新的連帶、新的關係，正是這份關係，使得「我們」得以可能：日常生活成為抗爭的元素、而每日抗爭中瑣碎的點滴經驗，都重新構成了他們的日常生活。換句話說，南一堂的女性們通過日常生活，實踐抗爭，並通過生活的實踐，捍衛他們對於國家與資本的批判與反抗，更透過實踐的生活，重造了自我與他人的關係。這種實踐抗爭的日常生活方式，並不外在於既存的社會結構，而是就在其中，人們通過對於結構性壓迫的反抗，成為了自己的主體，並與其他人展開新的連帶、構成新的社會關係，於是令既有的結構產生了裂縫。南一堂的日常生活實踐中，這些原本互不認識的租戶們發現了彼此、聚集到一起，並展開了新的共同生活；這樣的「共同生活」，已經不是被現代都市架空的「社區」概念，而是通過為生存而起的反抗，人們以新的關係方式，對於現代國家與政黨政治提出批判，並通過這份批判，重構了人與人之間的共生共活，敲開了既存結構的封閉性，成為政治性的空間。
在龍山南一堂的抗爭之中，我們見到人民的政治化成為可能，但這並不能被簡單理解是單獨一場抗爭經驗的成果：光是片中幾幕抗爭歌曲的街頭帶唱與體操動作，就是南韓社會運動累積了許多世代的抗爭文化傳統。而人民主體意識的強大，包括「以受迫遷者為主體」的「全國拆遷戶聯合」（National Evictee Alliance）之所以形成、並在龍山抗爭的初始階段進行組織與支援（南一堂瞭望台即是NEA協力搭建），亦有其歷史累積：從1960年代的419革命、1970年代反維新政權抗爭、1980年光州事件以及其後的大規模工運、學運浪潮、社會性質理論辯論與隨後對運動擴展造成的極大影響。南韓戰後累積至今的民眾運動傳統，以及與理論相結合的強大實踐性質，微形座落在當下南韓運動每場抗爭人兒身上，提供了人民主體化的資源。於是，在21世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、國家政權保守獨裁化的今天，人民殺出了層疊桎梏，成為了「我」、並發現了「我們」。
龍山抗爭的場景總令人不住想起我們自己。「公共利益論」的輿論桎梏、警法結構的打壓、國家與財團共構的絕對權力，龍山的居民與台灣反迫遷運動所面臨的壓迫何其相似。只是，面對日益頻繁而尖銳的社會矛盾，高舉人權論述控訴國家暴力、罵爛政府財團不公不義、對選舉政治既想利用又怕受傷的酸水心態，又或總靠警民衝突場景爭取媒體曝光或輿論同情等運動策略，似乎已不夠擴大與深化真實的人民組織與連帶。
在南韓龍山民眾的抗爭記事當中，除了指證國家與資本的壓迫結構怎麼這麼像、大罵警察無恥程度不相上下以外，我們能從他們的經驗裡頭，看到怎樣的自己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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